[作品] 何顿与路遥文学奖

  • 作者: 谢祥京
  • 摘要
    何顿的《黄埔四期》却不一样,翻开第一页后,让人欲罢不能,一直让人读到生理极限。我五天三夜就读完了全篇近百万字,可何顿却整整写了六年。
      路遥文学奖2015年年度奖终于2016年6月12日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者为湖南作家何顿。我除了欣慰便是祝贺。
      路遥文学奖是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设立的年度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奖。由路遥生前好友高玉涛于2012年筹备、2013年1月8日创建,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主办,2014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开评,由中国著名高校、著名文学期刊等文学权威机构资深文学批评家、文艺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评审。首两届获奖小说为《活着之上》、《黄埔四期》。
      路遥文学奖面向整个汉语文学写作,旨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理想,鼓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致力于提高汉语作家对社会现实的重视与关注,推动汉语文学发展。

      2015年12月3日,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在京揭晓,经过萧夏林、鲁大光、邵燕君等9位年终评委投票,湖南作家何顿的长篇小说《黄埔四期》以4票当选榜首。
      这部小说之前只在《收获》杂志上发表部分内容,希望这次获奖能够促进单行本的顺利出版。第二届路遥文学奖的终评委有9位,包括于慈江、孙民乐、邵燕君、赵勇、黄发有、萧夏林、王向晖、鲁大光、陈锟,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解玺璋、杨新岚等担任观察员。
      入围年度评选的作品有6部:第一季度的冠亚军陶纯《一座营盘》和王华《花村》,第二季度冠亚军何顿《黄埔四期》和次仁罗布《祭语风中》,第三季度冠亚军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和周瑄璞《多湾》。经过评委投票,何顿的《黄埔四期》获得4票位列榜首,《一座营盘》和《祭语风中》各有2票,《多湾》获得1票。
      评委们认为该季度长篇小说的问题依然是叙述大于描写,中篇小说长篇化,纪实高于文学,重复无新意,新闻大于文学等,无论长篇小说的内容,还是形式,第三季度都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好作品。恰恰,何顿的《黄埔四期》的文学性打动了评委,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也更胜一筹。

      何顿的《黄埔四期》能夺年冠很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何顿的《黄埔四期》原稿总计有100余万字,经修改删节后仅剩78万字,此前在《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也只刊登了45万字,该长篇并未正式出版小说单行本。评委萧夏林称,评委会得知《收获》只是刊登部分内容后,评委又看电子版全本小说。“目前还没出版单行本,依靠刊物发表的删节本和电子版全文获奖。但是,这不影响路遥文学奖的评选。只要作品发表了,就获得了路遥文学奖的评选资格。即使作品发表在网络上,只要作品过硬,路遥文学奖也会青睐。”这正是路遥文学奖的可贵之处。
      路遥文学奖还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他们的目标就是民间机构,非盈利的,纯公益的,没有任何商业性质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官办”机构完全是两码子事,民办姓“民”,公民的“民”。
      路遥文学奖的发起人高玉涛也是文学爱好者,他的执着与良知使他对现在的文学现状忧虑重重,尤其那些胡编乱造的、躲避矛盾的、脱离现实的、宣泄个人情绪的“新八股”作品让人失望,而且今天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不能给人道义上的启蒙,令人恶心的文字还有不少。高玉涛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使他成功地设立了路遥文学奖。
      高玉涛等人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胸怀在做一项公益的文学文化事业,这对促进中国的文学文化的变革与繁荣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可促进中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得到全人类的认同。
      何顿的《黄埔四期》获得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并非偶然。
      《黄埔四期》的初稿洋洋百万字,第一次书写黄埔四期一代精英,两个家族在国共两个历史时代,从青春报国,尤其抗战到内战,由投诚到土改文革,由改革开放到耄耋而死,历尽战争辉煌苦恼和家族苦难的命运。小说叙事宏阔,自由从容,举重若轻,用最朴实的现实主义笔法,书写历史,塑造人物,悲壮处悲壮,温柔处温柔,欢喜处欢喜,悲切处悲切,决绝处决绝,小说在书写大中国历史真相和中华民族悲剧命运之时,强烈书写了黄埔四期两个英杰人个人和家庭的从天堂到地狱的悲剧命运,彰显了现实主义最强大的文学能力,更展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天下无敌的永恒魅力。
      何先生虽勤奋,也不算高产作家,高产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尤其是“抗战类”题材小说,要不被写成“抗日神剧”,要不冗繁的文字枯燥无味,只能当成催眠剂。何顿的《黄埔四期》却不一样,翻开第一页后,让人欲罢不能,一直让人读到生理极限。我五天三夜就读完了全篇近百万字,可何顿却整整写了六年。

      本人作为小说主角之一的家属,为他提供过不少史实资料,讲述过父辈们的奇闻趣事,甚至陪同何顿驾车不远万里去寻访抗战先辈们的抗战足迹。早几年,我们还从湖北石牌跑到云南的高黎贡山,腾南、缅北,大半个中国的抗战旧址几乎跑遍了。他还耐心地访问了幸存的抗战老兵、及抗战土司的后裔。何顿写东西总是溯流而上觅源头或登珠峰瞰全境,其思路开阔,决不闭门造车。
      作为何顿长篇小说《黄埔四期》的第一读者,想不吭声也无法压抑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因为该书主角之一的谢乃常就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立主采用的、家父报考黄埔军校的实名。家父谢乃常的前半生无疑是亲共的,并和那些地下党员混到称兄道弟的地步。我们的父辈,对待共产党人的感情很复杂,甚至很微妙,受父辈的影响,还曾为父亲的选择而沾沾自喜。世界在变化,人也在变化,普世价值让我们有所反思、反省,至少今天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什么叫洗脑?什么叫忽悠?一个行将就木之人连这个简单的道理还不明白,那才真叫人生的悲哀。
      毫无疑问,何顿先生是写作抗战类小说的高手,我虽不懂文学的含义,也能感觉到作者的语言幽默犀利,小说在描写功力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真实历史的缺席,也让中国失去了塑造国家英雄的机会。走在英国伦敦的大街和公园,随处可见二战将领和士兵的雕像,下面摆着花环,随时有人祭奠瞻仰。不分族群与党派,为反法西斯战争牺牲的将军士兵都能得到民众的敬仰,这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国家认同。而这些超越党派与政争的国家纪念,我们做得远远不够,愧对先人。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咱们的父辈们在写检讨以及个人回忆这类史料中,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违心自责与谬误,也难免记忆不周,还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这些,何顿先生凭借敏锐的嗅觉,努力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甄别,在小说中处理得很好。
      作家何顿当然是知识分子。美国的萨义德在他著名的《知识分子论》里讲,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敢于对权势说“不”。权势这两个字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有权者,一个是势。民意也是一种势,代表了一种潮流。传统中国讲究“天命”和“天意”,现代社会没有天了,开始讲究潮流和时势。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但,这些“识时务者的俊杰”通常都是顺潮流的“滑头”,有良心的作家是特立独行之人,往往既不刻意反潮流,也不刻意追潮流,是能够在各种权势、潮流里保持独立、头脑清醒的人。
      何顿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王小波曾在《沉默的大多数》中引用过《铁皮鼓》的故事,他觉得这个小孩太神奇能不长大,而我们只能不说话。王小波曾对格拉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之一。他在文章《小说的艺术》中写道:“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君特·格拉斯。
      86岁的格拉斯曾对德国媒体表示,因为身体原因将无法再创作长篇小说,写作不再是他的主业,他把大量时间用在画画上。他表示自己将专心画水彩画,把画画当成“一个新的开始”。何顿先生恰恰相反,他原来的专业就是美术。写作的潜质突破了大洋之面,就像一艘核能潜艇,乘风破浪,不可收拾。
      1959年,格拉斯的小说处女作《铁皮鼓》遭到评论界的强烈批评,愤怒的参议员们拒绝授予他布莱曼文学奖,小说在杜塞尔多夫被焚烧,却成为了全球畅销书。何顿先生的《黄埔四期》或许也会遭到社会上的非议,这是不容置疑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即使出版抗战类书籍也不容易。审读制度的苛刻,对名人也不例外,审读人也有审读人的难处。当然,其它因素亦可影响到作品是否能顺利出笼。《黄埔四期》也同样坎坷,好在当今出版社的领导人也比过去开明开放多了,这也是道义所在。庙堂之上的人也明白:一成不变的“审读制度”只能让中国的“文学”永远呆在死胡同。
      不是上了《人民文学》,上了《收获》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关键还得有一个是非观。一个开放的法制社会,真正的自由撰稿人,从不靠什么头衔吃饭,全凭稿费糊口,不像我们可爱的的国度,从上到下还有什么“作家协会”,由纳税人的钱把他们包养起来,被包养的文人提起笔来,谁不会掂量掂量应该歌颂谁?若是被包的二奶,时不时还敢去和小白脸偷情,御用的文人连这点勇气也没有。何顿先生无疑亦属“二奶”之列,但他却是少有的出墙之杏。
      知识分子自身的逻辑是遵从自身知识的良心,以及对人道的良心。
      知识分子是“文人”。我讲文人可以相轻,但不能缺德。往往在解释中国这个复杂社会时,要求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我们知道的历史真相太少,太少。
      何顿先生的小说总离不开“性”。有人称何顿是“痞子作家”,我倒不认为他一定风流,风流不一定是才子,才子风流也不尽然。我倒主张随缘就好。风流不下流,已是好男人,不必苛求,因为十个男人九个坏。
      何顿的文笔在重墨之处,往往是一气呵成,很有底气,也文气十足,但坏气也十足。读他的文章,妙趣就在于插科打诨中偏见至性至纯,乡土话连篇,与莫言—样显现丰乳肥臀,有的甚至更浑。
      剪不断理还乱。有些人对学者们一提到“性”就郁闷、反感、厌恶、甚至惧怕,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理解。“理解”是宽容的代词,常说“理解万岁”就是这个道理,这更说明了性启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不是她(他)们的错,错就错在“传统”社会,错就错在中国教育的失败,错就错在庙堂之上的大人们台上的道貌岸然。
      我毫不掩饰家父既是战场上浴血拼搏的抗战老兵,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风流将军”。 何顿先生在“黄埔四期”动笔之前,我曾承诺过好友何顿放开写,放手写,我只会为精彩段落喝彩,不会与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我最鄙视的就是树假典型,哪个主角不是“高大全”?如果仅仅是为了卖萌,假发、假牙、假乳房更令人恶心。
      在何顿的《黄埔四期》小说中,谁都不是完人,这才是人写的东西。
      就英杰而言,若引经据典,陈平盗嫂仍然是一代名相,真正的完人是不存在的,只要在道德范围之内,其实都是能够容忍的。如果都带着显微镜看人,一定要评出个对错出来,如《黄埔四期》中描写的张灵甫将军乃国军中的抗日将领,这不可否认,但是一切的纷争其实都来源于要的是个抗日完人,将军也有七情六欲,是个人更会有性格缺陷,所以黑将军的人黑有缺陷,就觉得这不符合完人将军的形象,粉将军的人认为将军就是个完人,所以要和黑者争执,这就是问题所在,谁都不是完人,只要在爱国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又不欺压百姓,这都值得敬佩。
      随着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大阅兵的身影逐渐淡去,有关抗战史学的讨论却并未烟消云散。这个话题从抗战结束后就开始讨论,争议了七十年,现在看起来也没有争论终结的希望。学术范围内的讨论,可以使研究更接近真实状况,都是值得赞扬的。
      我们的父亲无疑是抗战老兵。
      如果我们的父辈也算“抗战英雄”,“枪林弹雨”的几十年、“腥风血雨”的几十年,父亲常有尴尬。
      在十年之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为我们家属补发了父辈(谢乃常与文于一)应享受的荣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对父辈的在天之灵亦是一种慰籍,对家属也是一种荣光。这无疑也是历史的进步。
      何顿写小说又不等同司马迁著《史记》。小说有小说的特征,没有想像力,没有引伸,没有恰当的夸张技巧,那也不叫小说了。
      文学允许虚构,历史是真实的,“虚构的”形式如何能让“真实的”历史到场?只能是“虚构的真实”罢了。虚构的真实当然不是真实本身,如《黄埔四期》描写的主要人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前后几十年的打拼也有事实依据,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物,那些人物的语言、行为、思想状态,一句话,细节,确实是彼时彼地的细节吗?肯定不是。但我们也就能够从这些魅力无穷的细节中找回尘封历史的真实一面。
      推介“主线”真实的抗战小说还是对民众最好的一种启蒙形式。引用冯唐的“金线论”:“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之心’。何顿先生几部抗战小说的脉络始终都沿着抗战史实这条“金线”,尽情泼墨,发挥得淋漓尽致。
      好文章,好本本的面世,只是“时差”问题,金子总会发光的。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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