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势中的人事天命

近日,著名历史散文家夏坚勇先生推出新作《绍兴十二年》。这是一部极具诚意的作品,面对近年来国内不断攀升的写史热潮,历史散文家的写作,终于奋起直追并有所突破。

《绍兴十二年》记录的是南宋开国的一小截耐人寻味的历史。“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第二个年号,意为继承并发扬光大。
绍兴十二年是公元1142年,这是南宋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南宋的基本国策——求和偷安,就是这一年被全盘定调并贯彻落实的。其标志性事件,正是以“千古冤案”著称的杀害岳飞。此书即从追思“岳飞为何一定要死”开始,记录下南渡初定的宋王朝在绍兴十二年的生死抉择。
历史大势中的人事天命
历史散文扛鼎之作
客观地说,作为历史大散文,尽管作者开展了极为严格的、并不输于专业史学家的考据工作,但《绍兴十二年》仍属于审美阅读范畴,我们依然不能完全作为信史来看,只能作为散文艺术作品阅读。因为作家不只是在写史,还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写进了作品。
整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的功力、文笔、智慧与幽默,亦足见作者的诚意:在用清明上河图的“笨办法”,来描摹南宋初期从宫廷、政治、军事、经济到民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自己的抒情、品藻、调侃和思考融入笔端,由此呈现一个散文家的整体史观和文学造诣。
历史大散文,自余秋雨先生开端以来,一直是写作的热门。有道是“成也秋雨,滞也秋雨”,余先生的写作一直难以突破中国写作者挥之不去的儒家情结,或者说儒学史观,动辄“君子”、“小人”道德品藻,大笔写春秋,大做书生意气的感叹,看得有趣,但仔细琢磨却了无新意。
说到底,无非忠臣良相、权奸恶将、才子佳人、君子小人、家国兴亡的那些事,无非谁比谁更好,或者谁比谁更坏。夏坚勇先生曾经推出的《湮没的辉煌》,亦属此套路。这种套路,虽然用现代汉语写就,依然难脱古典时代策论式散文的窠臼。好看,但经不起推敲。
然而,《绍兴十二年》并不是“历史大散文”的简单延续,而是得益于黄仁宇先生的史学名著《万历十五年》。众所周知,近二十年来,大陆史学仍处于积累期,多数的成果,在于材料的不断丰富,而思想和史观的发展并不显著。然而,墙外开花墙内香,寓居海外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往往令国内耳目一新。
从此意义而言,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给国内带来的不仅仅是《万历十五年》这样一本奇特的史学专著,还在无声息中给大陆带来了一种观念的变革,颠覆了很多人僵化教条的史观。史学界以往那种先入为主、主题先行、用固有理念生搬硬套的史观,慢慢被细致的、有血有肉的、就历史论历史的史观所取代。
因此,虽然近年中国纯文学创作处于颓势,而文史交集的边缘写作却显得热闹,格外地被看好,且成果斐然。各种架空的、大话的、水煮的、戏说的、穿越的历史,固然价值不高,但让大众保续着对历史阅读的好奇心。
很多饱读史书的优秀随笔散文作家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厚积薄发,让历史写作异彩纷呈,也给上乘佳作的出现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老当益壮的夏坚勇先生借智史家,花了十年的工夫,发力于南宋的建政之际,追讨那一刻的天人之变,拿出了这部可以说“中兴”与“革新”历史大散文的扛鼎之作,令人百读不厌,由此不得不心生敬意。
不过,与《万历十五年》的史笔言必有据、就史论史、不轻易论断相比,《绍兴十二年》毕竟是散文,可以容纳一点点想象与虚构,容纳下文学的文采与个人的胸臆。大作已成,山摇海啸不能改其根。那么,在欣赏作者开阔的历史描摹之时,不妨随着作者给出的命题,探讨一下作者给出的史观、史实与史见。
赵构的天命与人事
在《绍兴十二年》中,作者着重描写的一个主人公是宋高宗赵构。这位锦衣玉食的康王爷,本是贪图享受、懦弱却颇为聪慧的“贵二代”,在北宋破灭的大厦之倾中仓皇南逃,经历金人多次的追杀,本朝军人的哗变(苗刘之变),国破家亡,父母、兄弟、妻儿要么成了俘虏,要么惨遭横祸,算是饱经磨难。
赵构百折千回中,能够在杭州重建赵宋朝廷,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改杭州为临安,说是“临安”,其实是“临危”更为妥当。他所面对的,是历代王朝没有过的危局,即北方游牧民族要全盘灭亡华夏帝国。他身上要守卫的,不仅仅是一个赵宋王朝,还必须是以炎黄为宗的华夏帝国。不管他认不认,如果华夏亡,他不仅无颜以对赵家祖宗,更无颜以对炎黄以来的华夏族列祖列宗。身为皇帝的赵构,曾经懦弱的花花公子式人物,当此大任,实在也是冥冥中“天命”的捉弄。
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对中国气候的物候学考证,自晚唐末年到南宋败亡,是一个小小的间冰期,在木星和金星引力的微妙作用下,北方气温日趋温暖。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并不那么长久的冰天雪地,足以让草肥马壮,人口繁荣。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动乱,让大量中原的优势技术(尤其是冶金)传入了塞北,以至于让契丹人以“镔铁”(辽)为国号。在此形势下,宋对辽、金以及蒙古征战的无能,也是天数。塞北民族拥有骑兵和铁器,善于大兵团机动作战,甚至到了蒙古时代,还充分掌握了火器。自宋开国以来,外战败多胜少,绝非是“虚内”或者“轻武重文”一点所造成的。
史学大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造极”也是天命之一,就是宋有着向近代化转身的可能。诚如我们熟知的,宋代的商业信贷、冶金煤矿、制造工业以及对外贸易均相当发达,商业化和城市化也达到较高水平,拥有财产权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渐成气候。
然而,作为一个持续了千余年的帝国,宋朝仅仅发展出一些现代社会的雏形。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巅峰”,恰恰不是因为其古代性,而是因其现代性。可惜,当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跨上武力征服的烈马,这点微弱的现代性是挡也挡不住的。
我们总以为华夏文明的农耕,对于游牧民族有怎样的文明优势,其实,就抵御暴力的实际效用而言,文明是非常脆弱的。贫穷和毫无权利可言的农民,供养着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国家机器日趋复杂,可民众永远是那么贫穷。
华夏帝国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华丽宫殿,迟迟不能对周边游牧民族占有决定性战略优势,没有诸如大英帝国对阵大清帝国、美国对阵萨达姆伊拉克时的那种实力上的“代际差”——原因只有一个,国力在皇权专制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即便是诸如大宋的“富国”,也不能真正造就“强兵”。
夏坚勇先生所塑造的赵构,就这样狼狈不堪地撑持起一个繁荣却不强大的王朝,带着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在不堪的“天命”之中苟且求和。作者笔下充分运用了现代心理学的见识,对赵构苟且偷安的一面刻画得淋漓尽致,大加揶揄,但却忽略了现代史家应该抱有的“理解之同情”。倘若不带褒贬地看,赵构的战略很明显是外用臣道,内用黄老。作者刻意将其心思缜密的一面刻画得很细致,对坐镇川蜀的大将吴,用川盐烧一顿水煮牛肉以示拉拢。显然,“杀岳”之举实在也是其自认最合理的选择。
岳飞之死固然是巨大的悲剧,但赵构胜利的成果十分有限,“天命”之中,金国不可能一举被灭亡,拉锯式的战争,残宋比金人还要耗不起。倘若赵构能在委曲求全中坚定地守好半壁河山,坐等北方生乱,总还有一线翻盘的机会。并非古人不明是赵构执意冤杀岳飞,而是若南宋不立,赵构比岳飞还要惨(不信可参南明覆亡史)。所以,史书诘难赵构者少,实在是谅其苦衷。对历史人物的悲剧化解读,总要比刻意矮化要好。
身为卧底的秦桧
书中另一位主人公,是那位遭受千古骂名的秦桧。任用秦桧,并不允许赵构“无罪去首相”,是金宋和议的条款之一。事实上,不论是否可考投诚金廷,这位大名鼎鼎的“奸相”,其实是“和议”政策的卧底。(这无需太惊讶,因为也有很多汉族的金臣为南宋通风报信)作为金人的超级卧底,秦桧算是小人么?不是,他忠实履行着卧底的责任,并为自己取而代之做准备。
与北宋那些赫赫名相相比,以秦桧固有的才能和心胸,最多做一介县尉。然而,能身居宰相,实在是因为此人完全是为败坏南宋朝廷而存在的。事实上,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南宋的文治朽坏、贪污腐败、横征暴敛,大概也是从他开始。赵构日夜提防着这位“没柰何”的宰相,与其说在“求和”上战略协同,不如说是虚与委蛇。
历史的尘埃重重叠叠,作家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带着读者走得更近一些。富甲一时的南宋,如同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人,在当时的“天命”下,做出了古典王朝最大化的努力,方在游牧民族迎头赶上的攻势上,得以保全华夏帝国文明的苗裔。农耕时代,人们生存方式受自然影响太深,天命的变化无端令人唏嘘不已。
作为战略决策者,赵构是理智的,也很成功。事实上,自绍兴十二年后,南宋与金的实力此消彼长,宋保持着壮大,金却走向了没落。在书中,作者写到了蒙元灭南宋,却没有写到南宋与蒙古先联手灭了金国。至少,无论对于精忠的岳飞,还是对于赵宋家族或深感“靖康耻”的宋人来说,大仇可雪,都算是一种历史的安慰。
在全书中,作者更深层描摹并对之批判的,是皇权专制的末路景象。君君臣臣的游戏玩了一千年,早已了无新意。华夏之邦,如果不迈出崭新的一步,种种宫廷、宗法和礼教的游戏,则完全没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富贵的还想更富贵,“官家”贪腐安逸,臣子尔虞我诈,民众一无所有,永远是一潭死水的格局。可是,就简简单单的“那一步”,对这样一个日夜企图苟全于乱世的老大帝国而言,何其难哉?难怪还要推迟近八百年,才能真正启程上路。
文/陶林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6期总第5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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