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头“驴”是否beat了一个“将”的引证文字

一头“驴”beat了一个“将”,有点匪夷所思。

现在引证一些确认的网络文字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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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从周:延安就有民主自由吗?
  时任道:总比这里民主自由。
  卞从周:我只听说它有民主集中,没听说它有民主自由。都说自由,那《中央日报》也有造谣的自由。
  时任道:所以现在还有人信《中央日报》吗?
  卞从周:你看,这就是自由的坏处。
  时任道:这是滥用自由的坏处。

  对话出自学生话剧《蒋公的面子》。“这些话出自《联大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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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八年》最后的“教授介绍”为塑造卞从周提供了蓝本。“书中对西南联大当时很多老师有所介绍,其中有一些细节一看就知道这个教授是右派的,比如说给《中央日报》写文章、给官方电台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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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蔡伟称赞这部喜剧是“久违了的好戏,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剧中,三位教授个性鲜明,却又各有弱点。
  时任道追求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绝不与独裁者同流合污,却因珍贵藏书留在桂林随时会被侄子变卖,想借赴宴望老蒋协助,又开不了口,遂布局想怂恿有人当说客。
  夏小山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为了火腿烧豆腐而想赴宴,然因曾在学生面前说了不承认蒋中正的校长地位,不好答应;在美食与面子间抉择,只好推说只要请柬署名由校长改为蒋院长或蒋委员长,他就赴宴。
  卞从周则长期与体制合作,不支持学生上街游行,内心想去赴宴,可被两位教授同僚呵斥是谄媚之举,为了面子,就摆出不赴宴的姿态,但他又是一个热心肠,想方设法帮助时任道解决燃眉之急。
  在一些剧评中,有人将《蒋公的面子》与英国剧作家迈克·弗雷恩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1998)相提并论。后者只有3个人物,却在欧美剧坛创造了所谓的“哥本哈根现象”。
  三个灵魂,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丹麦科学家波尔及波尔的妻子玛格瑞特,努力回忆着1941年9月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次会面,那次会面,波尔最终决定帮助美国研制原子弹。他们在战争时期效力于不同的国家和阵营。然而作为灵魂,他们看到的是原子弹把广岛夷为平地。
  一位名叫杨鹏鑫的作者写道:“像海森堡、波尔、玛格瑞特三人的魂灵对1941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所进行的争辩一样,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三个主要人物均在回忆里争夺着对1943年春节是否‘赴蒋宴’的解释,包括身陷其中的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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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效平说:“所有的好戏都是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困境所在。《蒋公的面子》之所以火,不是因为戏里有抗战和‘文革’的悲剧,而是因为人性中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因为我们自己这种卑微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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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卞从周说“现在的人似乎骂两声腐败便是一个进步人士了”时,他得到的掌声与时任道说“中国政府腐败已经是国际闻名了”时不相上下。
  
温方伊说:“这些台词不是我生造的。前一句话是西南联大一位教授说的;后一句话则出自《吴宓日记》。前一句话就好像在骂今天的‘公知’,后一句话今天的观众们似乎也很认可。不管你站在哪个阵营,你或多或少会说一点假话,会选择性地淘汰掉一些现实。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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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温方伊希望笔下的教授们都是“可爱”的,但又担心观众会过于讨厌时任道、难以接受夏小山,而她自己相对而言最不喜欢的是卞从周。
  
最后的结果是,温方伊的担心都变成了现实。喜欢卞从周的人要远远多于喜欢时任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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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对上面最后一句表达的剧场效果做一个一句话的点评——

观众(受众)相对来说总是更喜欢反派或丑角——只要他们的戏份足够多足够出彩;何况卞从周是那么样一个暴露得足够充分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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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申出来,应该对三个以贪官为第一主人公的本子:天涯追踪,案中案以及贾雨村别传有足够的重视。
是非是 我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