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作家靠畅销成名是“短命”的

哈金:作家靠畅销成名是“短命”的

傅小平

《羊城晚报》,2012年02月22日   

哈金

  1956年生于辽宁的一个偏远的小镇里,14岁的时候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守中苏边界。1985年移居美国,目前住在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作,用英语描述中国的血肉。哈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词海》(Ocean of Words)获得1997年“海明威文学奖”。近年来他的小说《等待》、《南京安魂曲》使他的名声“回归中国”,至此,哈金墙外开花墙内外都香。

  我坚信

  我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更大

  傅小平:对比《等待》出版简体中文版时受到的冷遇,《南京安魂曲》可谓是“热得快”,媒体一片叫好,你的作家朋友余华、阎连科都对这本书给以鲜花和掌声。你怎么看这种反差?

  哈金:这么多年来我懂了一个道理:你期待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总提醒自己别期待任何东西。直到《收获》出版《南京安魂曲》前,我和季思聪(译者)都一直不敢相信会在大陆出版。对余华和阎连科的赞誉我非常感激,但也明白最终一切是由时间来裁决的,不该期许什么。《等待》确实不一样,这部小说在文学上是有其位置的,因为孔林这种人物以前没出现过。不久前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刚播送了《等待》全书,可以说这本小说仍在发现读者。现在还不知道我别的作品的简体中文版能不能出来,如果能,当然我求之不得。我坚信我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意义更大。

  傅小平:有媒体写到对你这本《南京安魂曲》的采访时,标题径直就是“用西方视角写南京大屠杀”。对所谓的“西方视角”,你有何感想?

  哈金:所谓“西方视角”是别人加上的,不是我说的,但这并不是最重要。故事的讲述人是高安玲,是个中国人,当然她跟普通难民不一样,会说英语,受过良好的教育。从技巧上说,讲述人必须能思考,有文化,眼界宽阔些,否则,很难把故事讲好,讲丰满。我让这个故事围绕着魏特林展开,因为她是当事人,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无论怎么说,魏特林都不是旁观者,而是直接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也是国际经验,我要在国际经验的背景下来写南京大屠杀。别忘了,日本仍有些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根本没发生。我本人不是基督徒,但对魏特林这位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的英雄,不管她是什么教徒,就应该大书特书。如果有人反对我这样做,我可以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中任何一人有那种壮举,我也会写他们的。做人应当有良心,应当知恩图报。

  “南京惨案”应反复多写

  傅小平:面对一些灾难性事件,国外常会出现相对厚重的作品。国内的情况并非如此,作家总是把原因归结为体制和其他外部环境造成的藩篱。你长年置身海外,对此怎么看?

  哈金:首先是太难写,在历史的浩劫面前,文字往往是无力的,无论怎么写也很难做到恰当。其次是劳动量太大,结果又不可预知,所以,必须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我已经有九本小说在前面,这本如果失败了,也不会有毁灭性的打击,但对新作家来说,这种风险担当不起。我觉得体制实际上会对写这类书作者会有很大帮助,当然也会有限制,关键是个人的眼界和才华,不应该把大家绑在一起、分成类来讨论。

  傅小平:那么,同一个历史事件被不断重述,会不会产生过度阐释的情况?

  哈金:对重大历史事件应该多写,而不是少写,但必须要写得好。理想的状态是每一部新作品都不重复以前的作品,都有新的贡献。这非常难做到。

  傅小平:就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而言,的确陆陆续续有作品出现。在影视界,有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也有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总体看,相关文学作品受到了普遍好评,电影制作则引来一片叫骂声。

  哈金:电影是大众文化,很难让人静下来认真思考,再加上时间和艺术形式的限制,无法像小说那样来得从容。电影《金陵十三钗》我没看,但我理解大家为什么这么激动,那个故事的起点的确不很牢固,但不是说不能做,要看怎样做,怎样才能超越故事的局限。我前面说过,女人是胜利者的战利品,打不过人家就得把女人交出去。日军中有专门祸害女性的文化。有一个日本兵临死之前告诉他的战友,最大的遗憾是还没干过中国女人,要他们今后为他多祸害些中国女人。《金陵十三钗》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展开的,的确让中国男人们脸上挂不住,心里不舒服,但艺术是应该能够打破禁锢的。这个电影要成功就得超越色情,超越艳丽。

  傅小平:关于“南京惨案”的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华裔作家创作的,如你、张纯如和严歌苓等。我了解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在中国其实有很丰富的收藏,然而大陆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想到利用这一部分写作资源,是缘于何种原因?

  哈金:我想应该跟美国华人从未停止过纪念南京大屠杀有关,每次参加这类活动都觉得历史扑面而来,反过来在国内对此事的记忆很模糊。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我也搞不明白。但有一点是比较清楚,国内的作家多是职业作家,比较难承担失败。比方说,你为写这样一本书申请到到一笔专款,但写不好怎么办?无法交差,会对自己的作家生涯造成重大挫折。相比之下,海外作家对失败的承受力要强一些。其实,这种书写好了,压力也大。比方说,我的小说从此很难再进入日本市场;一开始我就是准备丢掉那一片的。我明白为什么张纯如那么沮丧,好多日本人盯着她,跟她吵架,好像她犯了什么罪,必须道歉。这些都会给要书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但据我所知,有些海外作家一直在写这个题材。有一位夏威夷的华裔诗人写了一本诗集,全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诗。还有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一直在写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傅小平: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有其特殊性,国内作家写作容易带入民族主义的情绪。你是不带偏见来叙述这一事件的。这很能体现叙述难度。

  哈金:最难的是找到正确的叙事角度,找到以后就不那么难了。当然,改了30多遍之后整个故事已经在心里了。我力图做到客观,但不是零度写作,我是有立场的。比如,德国人施佩林跟朝香宫亲王见面,求他同意暂时停战,史料记载施佩林去见日本军方,但并没细说。我虚构了那个见面,因为我坚信朝香宫是大屠杀的主魁,也就是说日本皇家才是真正的战犯。还有,1937年12月24号日军去金陵女子学院抓走了21位女人,魏特林并没有说他们是哪个部队的,但我写下谷寿夫的后勤部副部长亲自去做这件事,因为他那个第六师团最凶残,杀人无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的原则是把故事讲好,讲清楚,让细节说话。

  海外多数作家不愿进入主流

  傅小平:当下,随着海外华文文学越来越引起关注。很多大陆的作家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异域生活拓宽了海外作家的视野,使其写作获得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而且,现在不少作家有海外生活的经历,也有海外移民的身份,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中外之间。所以你们成为很多作家艳羡的对象。

  哈金:嗨,人往往是这样,吃着自己碗里的,看着别人锅里的。海外作家的视野并不宽阔到哪去,他们有自己更难的苦衷。比如,选择在大陆长期居住,也标志着很难坚持在边缘生存,采取对中心的依赖。新鲜的题材并不等同文学价值。像我说的那部关于民工的宏大小说,只能用汉语写,只能在对当下的国内生活有了切身经验之后才能写。福克纳几乎从不旅行,只写自己的家乡,他的视野源自他的内心和天才。

  傅小平:你身处异域他乡,写的却大多是纯粹的中国小说,这些小说里,基本不出现外国人的形象。与此相反,国内一些作家的写作,特别喜欢夹杂洋腔洋调,以显得自己有国际视野。

  哈金:开始只想,我也只能写中国的事情。后来慢慢范围扩大了一些。文化冲突是大家都关心的题材,但我目前对它没有兴趣。题材跟作家本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系,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文化冲突,可能是因为我甘愿生存在边缘。最终,优秀的作家必须有不同的眼光,看问题独到,至于国际视野并不重要。如果谈论同样的问题,你说得与众不同,而且有道理,大家就会认真听。关键要努力做到“飘然思不群”。

  傅小平:在国内,经常有作家抱怨创作环境不够理想。认为社会大环境喧嚣、浮躁,作品只有经炒作、获奖或改编成影视,才能引来关注。你在海外,面对的或许是很不相同的环境,但同样有艰辛磨难。尤其是在进入美国主流文坛之前,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顺利,你是怎样坚持过来的?

  哈金:大陆作家生活得舒服些,但体制确实也有限制人的地方。存在的方式不同,写出的作品也不一样。我不觉得进入了主流,也说不清什么是主流。海外绝大多数作家都不愿意进入主流,因为主流往往意味着保守,是被推翻的对象。大家也没有什么“顺利”的感觉,一本书比一本书难,像爬山,越爬越艰难。如果能写出一本好书来,那是万幸。但大家对文学小说和畅销书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像在国内把畅销小说跟文学小说混为一谈。比如,《追风筝的人》和《朗读者》,连我的学生们提起这类书都摇头。靠畅销成名是短命的。

  傅小平:要是获得国家级的茅奖、鲁奖等重要奖项,国内作家基本上相当于功成名就,再也不用为改善生活忧心了。你频频获奖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写作就有了很好的安顿?

  哈金:国外的作家都没有安全感,写不出作品你的文学生涯就没了,哪有什么功成名就这一说。有些大作家最后连书都没有人给出。最近我读过一位曾经富有盛名的小说家的自传,是一家非常非常小的出版社出的,虽然书写得漂亮极了。国外的小说家基本上是独来独往,纽约上州住了一些作家,从来不跟外界来往,只是出书时露一下面,做做宣传,平时只专心写作,有的十几年也听不到他们的动静。还有的作家出书时也不跟外界打交道。

  非母语写作的难度

  傅小平:你是用英语写作而获得了西方文坛的认可,你最初怎么想到用英语进行创作的?

  哈金:我选择英语写作是因为在汉语里无法生存,当时连教汉语的工作都找不到,由于没有汉语的学位。当然终极的原因不是完全个人的,也是历史的。当年我说了一些愤怒的话,护照就不给延了。手中没有中国护照,又暂时回不了国,七年后就入了美国籍。决定用英语写作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经过一年多的考虑之后才下了决心,可以说是背水一战。这个决定是非常痛心的,但人总得生存下去,得活得有意义。

  傅小平:如果说一种语言代表了一种思维,英语怎样影响了你的写作?

  哈金: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都是难的,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同样有很多难关。语言并不决定个人的思维,虽然用英语写作就要用英语思考,也要有英语文学传统的意识。我认识的人中有懂十几种语言的,但他们并不智力过人。比方说,纳博科夫就一再强调他用意象思维。至于非母语写能催生文体创新的说法,那有些太浪漫,有几个人曾做到?光花在掌握一门语言上的功夫是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我还是那句话,最好用你的第一语言写作。某些人用外语写一两本书也许不太难,但要走得长远,是要付出超人的劳动的。小说家最宝贵的财富是青春年华,要想写出里程碑式的书,动笔要趁早。

  大学是言论自由的最后堡垒

  傅小平:国内也有作家受聘于大学当客座教授。他们中有一部分,在大学任教几年后,作品随之沾染了学院的腐朽气息。在美国,作家在大学任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教学工作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哈金:教书对写作的影响主要是要花费很大精力,但教书能给作家们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不受制于图书市场,专心写自己要写的作品。另一方面,大部分长篇小说家不愿意教书,许多大学想雇用长篇小说家,但雇不到。我原来教过书的艾默里大学的原副校长,有一回给大家看了他对学校的“如意算盘”,其中有一条是学校将拥有一位具有全国知名度的长篇小说家。二十年都快过去了,他们还没找到那样的人。对我来说,教书还有几个好处,教文学会常常提醒自己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跟年轻作家打交道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写什么,使自己不孤陋寡闻。我们住在乡下,非常安静,这一点我十分珍惜。对于人们一贯认定的“流亡作家”来说,大学也是言论自由的最后堡垒,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大学里教书,也使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

  傅小平:你是否认同自己是“流亡作家”?

  哈金:我更多认同的是移民作家,当然移民和流亡常常很难分开。但我跟纯流亡作家不一样,我没有值得夸耀的过去,不完全把自身的存在限定于跟故国的关系中。比如,“回归”这个词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过去从来都是现在的一部分,因为一旦上了路,你就回不去了,只能往前走。

  傅小平: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哈金:最近英文版的《南京安魂曲》和中文简体字和繁体字两个版本同时出来,身心有些招架不住,好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最近在读村上春树的书,很喜欢。他在思想和结构上并不强,但在字句和段落方面做得非常好。刚买了英文版的《2666》,准备认真读一遍。
因为无能为力,所以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