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土楼岁月》节选之二:被赶出教堂之后

本帖最后由 吴友明 于 2010-2-13 01:16 编辑

我家是一九六九年初下乡落户的。当时,我的大哥已经在本县农村下乡五年;我二哥是在外省读大学本科的六八届毕业生;我姐姐在外县一个农业职业中学读医科班;我在六六年读初中二年级之后,已经停学两年;我的大妹妹在龙海一中分校读初一,我的弟弟和小妹还在读小学。我们这一户有七人下乡:我和我父母、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要离开生活十八年的小城了。在这之前三个月,我们一家从文革开始之后,躲过了两年无事之秋之后,终于大祸临头了。

我的大妹妹对这段历史有详细的记录:

“这一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这一天,我们的家门口(教堂门口),张贴了一张十分显眼的大字报‘限期三天滚蛋的勒令’。它像磁铁一样紧紧地扣住全家人的心,使我们的心紧缩了。从一九六六年夏天以来这二年多时间,我们曾多次听说外地的牧师被赶出教堂,有的露宿于街道路旁,有的迁居于异地他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含病而死。相比之下,父亲虽两年多没发薪水,住房也让出一半,可总还是全家平平安安,但却提心吊胆地熬过来了。而如今呢、这一勒令使我们预感到来势不妙。究竟其他牧师的前车,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后辄呢?

二十多年来,我们家一直住在这里。尽管生活过得辛苦,尤其是父亲停薪的这二年多来,家中的生活就更加清贫了。我们还是忍耐著过日子。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我们一天一天盼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再重显威力,即使教堂永远停办,也应该给父亲一个生存之路。却没有想到,当我们天真地盼望了二年多后的今天,也就是在我们被勒令三天内滚出教堂的最后一天,意料之外的不幸,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

在那一段黑白不分的岁月里。像我们这般处境的人,要找一间房子简直如大海捞针一样难。为什么庞大的锦城,没有我们的插足之处?为什么在这四万多人的小镇,没有人要伸出相助之手?父母并非没有人缘,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孤单?就因为我们是所谓‘黑九类’。在那一人遭殃、九族牵连动荡时代,谁接受了我们,就得担当全家受牵连的风险。可在那毫无人性的勒令之下,即使无处可去必须露宿街头,我们也得如期滚蛋。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暗中流泪,因全家无处可去,我不忍心看到母亲到处碰壁回来忧伤的脸色。终于经过了紧张的四处奔波后,有一位也在患难之中的教友终于在第三天下午答应借给我们一间窄小的套房。尽管这房子久已失修,无人住用,还有摇摇欲坠的趋势,却使我们全家人感恩不尽了。我们在忙乱中处理了一些多余的东西,开始搬住新居了。

大约是晚上七点多钟,我们还处在紧张的忙碌中,忽然街上响起了一阵阵尖哨声,大门被撞开了,随之而来的是院子里乱糟糟的人群声,很多条手电筒的光在四处照射,几圈落在鸡舍上头的绿色光照,使早已入眠的鸡鸭哀啼不休。在这本来是寂静的不安之夜,这一切使我们意识到不幸的预兆来临了,开始有人嚎叫了,上楼了。他们吵吵闹闹要扫四旧了(其实家里的所谓"四旧"早在六六年就被抄光了)。因东西大部分已经搬到院子或"新居",房间里面凌乱不堪。我们都被勒令挤在一张床上,看着那些不怀好意的青面獠牙吹胡子瞪眼睛地嚎叫。他们翻箱倒柜,踢缸甩器,敲墙挖壁地吵闹了一个多钟头,还用板车拉走了不少东西,有衣柜、大镜、藤椅、摇椅、旋椅、床铺、风琴、相集……。如此莫名其妙地折腾了一番之后,他们才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临走时,那个外号叫‘摇橹船’的家伙,还要恶狠狠地发了一顿训斥:‘严厉警告你们,只有坦白交待才有出路,不许乱说乱动……’。我家在这房子住了20多年,其中有18年是在新社会,可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场景。我们真是受了一场纸笔难言的虚惊,在我们尚且年幼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创伤。

在他们走后很久,我的浑身还在不住地颤抖著。大表哥从山区赶来帮忙,因没有户口,被他们带走了。父亲和三哥也被带到新居继续搜查,听说又是一番残暴的翻闹。

我们心情不安地等了许久,三哥(注)才回来说爸爸被带走了,可能到街政府受审查吧。我们只好怀著侥幸的心理盼望着爸爸快点回来。三哥说家中的自行车、怀表、侨汇存款、母亲的链条,祖母遗留下来的几粒玉珠 ,甚至连家中仅有的十多块现金都被当做四旧拿走了。更可笑的是,他们如获至宝地搜到了以前母亲的中学毕业证书,上面印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也许这是他们仅得的真正的"四旧"之物吧)。

沉重的心情和无限的担忧伴随著我们度过了一秒、一分、一小时……。深夜啊,你为什么的如此漫长呢?我躺在肮脏凌乱的红砖地板上,凝视著天花板,发楞了。

这意外的不幸,这飞来的浩劫,使我感到可怕,使我感到胆寒,我的手脚久久地冰凉著。算了吧,风琴、家具、相集……,算了吧,自行车、怀表、存款……,父亲的生命安危如何呢?也许……,但愿不致于吧。

几天来,我们经常看到街上出现胸前挂大牌,头上戴高帽,手中敲锣打铿被人前拥后挤游街的‘黑九类分子',其中有年迈的医生,有可敬的老师,有忠厚的干部……。还有的被迫跳楼了、上吊了、服毒了……。这一切都紧紧地揪住我们的心,难道这一幕幕乱戏,我们已被编入其中?难道这是一场恶梦吗?不,这是现实,活生生的现实!发生在我们家,在我眼前的现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了很多很多。真可谓‘俄倾深盼黎明到,心烦更恨夜来长’。这一夜,是多么漫长啊!

终于熬到了天亮,还不见父亲回来。我们的心更紧了。等到三哥去街政府探听回来,才知道父亲被抓进了‘学习班’,得送饭送菜送衣服去。这一切,又一次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创伤。我真不明白,毛主席不是一再强调严禁打、砸、抢吗?为什么这伙人如此蛮横无理?这是在新社会,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为什么我们会遭受如此浩劫呢?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那阵子正逢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父亲半个月没有回家了。我们只有在揪斗会、游街路旁或扫地之处,远远地偷看着消瘦了、发长了,似乎老了十多岁的他。每当我们听到"专政队"晚间喝斥奔跑过街的呼唤,每当我们看到被专政队‘犁’入会场的情景,心中无不掠过阵阵寒颤啊!尤其是在夜静之时,受害者被摔倒在地的哀叫和教堂了传出来的号叫(那时教堂已成了临时监狱),更叫人于心不忍。我深知父亲也在遭受那种折磨,因白天模糊看到他的脸上肿块很多。沉重与不安之心,伴随著我们度过了15个昼夜。在十一月十九日那天,街上贴出了大字报的海报,是关于当晚在街政府门口召贻d批斗大会的消息。父亲是当晚批斗的主要对象之一。

天渐渐黑了,我没敢去看,担怯地溜进一位同学的家,让妹妹和她的朋友去看看。我们忧心忡忡地等待著会议结束的消息,大概九点多钟吧,她们突然撞门而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一句话,就见她们嚎头大哭起来。我们都怔住了,出了什么事吗?

好说歹说劝了好久,她们才断断续续地说:‘爸爸被推倒,还挨了一阵拳打碉d踢,被拖起来,再押上台,又是一阵拳头……。’原来我父亲是被‘犁’倒的。批斗会上还莫名其妙地把爸爸定案为‘历史反革命’。这无疑对我们家是雪上加霜。这可怕的罪名,犹如晴天霹雷给全家人当头一击,几乎把我震昏了。我真难以置信,难道爸爸真是历史反革命?难道他仅在1938年中学时代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就是历史反革命?难道前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六六)父亲历次参加会议都有政治审查也被混过去了?太可怕了。在学校中‘自来红’和‘生成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流行猖獗,从今以后我该怎办呢?等待著的除了被排斥和被歧视的嘲笑,还有忍受著冷遇和另眼的痛苦。这一切,使我感到头晕脑涨。难道这就是我,一个刚刚还不到15岁的少年所应该接受的现实和承受的痛苦吗?我没有心思上学了。

次日早上(十一月二十日),父亲胸前带著‘隐藏中统特务,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回家了。他神情不安,脸色极度焦悴,精力极度疲乏。他双脚浮肿,浑身是伤,遍体‘乌青’(青一块紫一块)。他额头上多出了一个鸡蛋大的肿块。这十五天来,我们提心吊胆地盼望着归来的爸爸,就是这付惨状。可伶家中无钱无药,父亲也不能去看医生,看着强忍痛苦、遍体鳞伤的父亲,我们心如刀割。好心的房东暗地里送来了治伤的药酒给父亲服用。我看着父亲那焦黄干瘦的苦脸,那浑身上下深印著的新伤旧疤,真想放声大哭。然而不行,周围有些鬼头鬼脑的家伙,正在暗中窥视,他们想捞几根‘稻草’好去报功。我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吗?不,决不能,我必须坚强起来去面对现实。

回想起来,我们为父亲还能能残生回来感到万分感到幸运。因为有许多人是活著进去,死著出来,甚至连死者家属也不让看一看死尸。有一位朋友的父亲,因为经受不了那些惨无人道的折磨而被迫跳楼,却被摔倒在板车上,插上大标语,被一大堆人前呼后拥地游街示众,在路上含冤断气。如此骇人听闻的惨案,在石码又何止一例?有一位医生,半夜被凶手们打死,天亮说是自杀,有一位干部被活活打死,也被定为自杀……。更可恶的是,在死者的家门口,街道的墙上,到处贴满了‘畏罪自杀,死得活该!人心大快!’的大标语,连高音喇叭也日夜不停地吼叫著,真是活见鬼。这不是要把死者的家属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父亲被审,银行户头被封,眼看着家里几乎要断炊了,正在遭难的我们,为了不连累别人,不愿意向亲友求助。况且我们的许多亲友,如今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于是,母亲只好三番五次到街政府要求给予解决生活出路。没想到这起码的要求得到的尽是兽性的喝斥和可恶的讥笑。

我的母亲是坚强的,她并没有流泪,而是默默地从家里仅有的一个衣箱里取出比较珍贵的大衣、布料─那是我们冬天的衣着,那是我心爱的绒布─可我们是懂事的,默默地望着她提著包袱去,挎著粮菜归。家中仅留下的一只大绒鸡,也不得不卖了出去。在这艰辛的岁月里,我们又遭受了第二次抄家。我们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们还能得到什么呢?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岂能长久?父亲的身体也必须调养,面对那些‘响当当、硬梆梆、红里透黑’的青面獠牙,母亲始终毫不畏惧地、大义禀然地一次、二次、三次……也不知多少次地提出了正义的呼声。终于有一天见到了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社长老傅,经反映后,他答应将现金付还,并立即通知将侨汇解冻。这为我们解决了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但其余的东西必须等落实政策后才能处理。(后来在1972年才通知我父亲回城,说他的政历无案可定。其实本来的定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无中生有。虽然存款及一部分东西归还,但有不少东西至今已无著落,或许被乘机打劫的某些人占为已有,或许已被当做垃圾丢了。)

那时候,我经常看到心爱的自行车(刚买不到一个月就被抄家)被专政队的一‘少年家’骑在街上耀武扬威,玩耍打闹,任意糟蹋这部新车,还得意洋洋得说:‘我们是骑私车办公事。’我愤怒极了,但敢怒不敢言。在那动荡的岁月,求个安生就够我们操心了。这不安的半个月,这难忘的十五天,我很少去上学,我没有心思上学了。

运动还在继续深入,据说父亲已被当做省里和县里的重点对象清查。‘清查办公室’的刊物上刊登著他的‘滔天罪行’传布县内外,展览馆里摆出了他的‘反动证据 ’,甚至连我们小时候的全家照和外祖父在海外出殡时的照片,也成了父亲的罪证展出。父亲随时都得准备接受批斗和监督劳动。我们过著的是提心吊胆、度日如年的生活。

由于我们的住房太小,只好在门口的走廊里围个小竹棚烧饭,房子本来已经破烂不堪,横梁大都朽烂了,不时落下碎木屑,床头上有一根木头,被虫蛀得只剩一点儿插在墙洞里,看来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有时遇到下雨,屋里到处漏水,无可躲避,彻夜难眠,常常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段时间,我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想到的遇到的问题,成堆地出现在我的脑里,可总找不到答案。啊!沉默的浓云笼罩著我的脑海,虚度的痛苦几乎使我窒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震天动地的锣鼓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最新指示又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道消息很快传开了,什么‘三届生’(指66-68届中学生)全部上山下乡,什么‘闲散劳力到山区去’。终于在元月份有了底细,原来除了三届生下乡外,城里居民也要删去一部分。

当时家里只有姐姐和三哥是三届生,他们闻讯后立即到街政府报名,但却扫兴而归。原来街政府要我们‘一锅端’,否则就不让他们去,也不给我们其他出路。说实在的,像我们这种处境的人,要找个工作简直比登天还难。走就走,天无绝人之路。太愤怒了。一想到这几个月的处境,与其在这里难以生存,无立足之地,不如这一走或许为全家开拓一条生路。

为了这一缘故,母亲去报了全家的名,但由于父亲是批斗对象,这一走又成了遣送对象,不能上红榜。就这样,年过半百的双亲,和我们三个还不够下乡年龄的‘闲散劳力’,托‘哥哥姐姐’的福,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本来国家有拨专款给下乡的人当安置经费,可我们的全都被卡住了,理由是我父亲是专政对象不能发。这笔钱,不给就算了,还一定要我们表示‘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与此同时,有些人却把这些扣压下来的钱作为他们的人情跳板,去笼络人心。可恶呵可恶,那些两面三刀的家伙,那些狼心狗肺的豺狼们。

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一锅端的人可多著呢。他们的父母亲还有的是国营或集体单位的干部或工人,被迫收下二个月工资就此解雇了。相比之下,我父亲已失业,母亲又本无工作,更难逃此次运动。”

(注:妹妹文中的三哥就是我)

这样的回忆太沉重了。友明,很佩服你的毅力。
以文愉己  以文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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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吴友明 于 2010-2-6 08:45 编辑

谢谢文章!现在就不想回忆什么了,人总是不能活在过去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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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人不能活在回忆里,但写作是治愈痛苦回忆的良药。把回忆写出来,就可以甩掉它,轻松往前走了。----文章名言~~
以文愉己  以文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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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人不能活在回忆里,但写作是治愈痛苦回忆的良药。把回忆写出来,就可以甩掉它,轻松往前走了。-- ...
文章 发表于 2010-2-6 09:33


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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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也是这段最感痛苦压抑。中国人的苦难没有结束,现在又来一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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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一篇的所属栏目应该是纪实,可能我点击错了,跑到游记里去,不知道怎么编辑。不好14,有劳网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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